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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呼唤比较法学研究
发布机构:杏耀娱乐 发布日期:2018-06-15 访问量:

  建立互利共赢的法律规则体系

  经济全球化呼唤比较法学研究

  当今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各国法律文化传统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法律全球化已渐成趋势。受访学者们认为,比较法研究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不同法律体系、法律文化和法律制度的比较与借鉴对寻找可以为我国法制建设所用的经验和智慧。

  以外国法研究为基础

  比较法是以外国法研究为基础,以国别比较、区域比较、以及专题比较法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法学学科。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丁相顺认为比较法学是在中国法治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发展起来的一个法学专门学科。这一学科在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促进招商引资、国际贸易发展、跨国人文交往、解决国际纠纷、促进国际关系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他表示,随着比较法的发展,中国对外国法的认识和了解,无论在宽度还是广度、深度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比较法从业人员的水平有了实质性的提高,从事比较法研究和实务的专业人员的知识背景更加合理,具有良好的国际交流、对话能力;比较法学界分工更加精细,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国别研究的外国专家、精通某一专业领域各国情况的部门比较法队伍等;比较法教育得到了高水平法学教育机构的重视,;比较法的应用范围更加广泛,比较法知识不仅广泛应用在法学界、立法机关,而且在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特别是律师实务界都对比较法产生了强烈的需求;比较法在促进中国法学界与外国法学界、国际法学界的交流中发挥了桥梁和纽带作用,通过比较法的研究,准确地对外传播了中国法知识,使越来越多的外国专家学者开始从事中国法比较法研究。

  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单文华认为比较法学以比较法为主要的研究方法,但已经不局限于传统的中外法制比较的单一视角,而是采用了综合性、多层次的比较研究视角和方法,包括宏微观比较、规范性和功能性比较、法律文化比较、横向(国家间)比较和纵向(历史性)比较。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比较法研究还吸收了实证研究的方法。

  他表示,比较法的研究对象非常广泛,包括比较法学的一般性问题和具体部门法问题的比较研究,具体来说有比较法的理论研究、法律移植、法律文化、比较法与中国法治发展、法律现代化、法系研究、法学教育、比较公法、比较私法,等等。近年来,比较法的研究对象不断扩大,包括对一些中亚和非洲国家的法律制度的比较研究,以及对一些新兴问题如信息安全、互联网金融等的比较研究。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中国的比较法学基本涵盖了对主要国家和地区法律制度以及对主要法律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研究成果,一、比较法研究不再只是简单的介绍外国的法律制度,而是更加重视规则背后的法律理论和法律文化,研究更趋深入。二、立足中国国情,重视中国问题,通过比较法研究为中国法治建设和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三、逐步摆脱了对外国法治的盲目崇拜,以更加理性和科学的研究态度和方法进行比较法学研究。四、相关学术交流活动不断丰富,中外交流进一步加强。

  回应时代需求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和法律趋同化为比较法的研究提供了机会,时至今日,法学和法律的国际参与和交流水平已经成为判断一国法律发达水平的重要标准。

  单文华认为,当前,我国比较法研究面临三重历史性的机遇和挑战:第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我国法治建设进入“2.0”时代,对我国比较法学提供了新的机遇,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第二,“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政策的实施,要求我们加强对相关国家法律制度的比较研究,以期知己知彼,减少对外经贸活动的随意性和盲目性。最后,当前国际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新的国际规则呼之欲出,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充满期待。比较法学者需要回应时代需求,积极献计献策,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为建设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他表示这三重机遇与挑战将有力推动比较法学的发展与繁荣:不仅比较法学的基础理论和法理学将得到持续深化,各个部门法的研究也将随之得以扩展和深化。相应地,中国法学研究会进入一个更具自主性、前瞻性和创造性的新时代。

  丁相顺认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中国比较法学界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机遇。经过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共同体,成为有影响力的大国。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对内引资方面,而且更主要的表现在中国的对外投资、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合作与人员往来方面。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外国法的研究,不仅需要了解外国静态的法律体系,而且需要掌握动态的法律适用状态,规避涉外法律风险,维护中国公民、法人等主体在外的合法权益。

  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涉及到适用和遵守沿线各国的法律,涉及到复杂的法律关系,因此,比较法学界必须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法律的基础性研究,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法律合作,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过程中,探索建立互利共赢的法律规则体系和纠纷解决机制。

  进一步推进比较法学研究

  比较法学解决的是在法律层面多样世界中的自我认同问题。学者们认为中国的比较法的追求也应该是在这个多样变化的全球法律世界之中寻求和建立中国法律的自我认同,并基于理性的自我认同开展与世界的对话,进而观照人类的法律文明。

  单文华表示,进一步推进比较法学在我国的深化、创新与发展,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要进一步摆正外国法与比较法的位置:既要防止盲目的崇洋媚外、照单全收;也要防止盲目的恐外惧外,在法学研究和法治建设过程中固步自封。第二,要平衡比较法学的“引进来”和“走出去”两个面向。第三,要加强队伍与平台建设:一方面要着力打造一支能够胜任“引进来”和“走出去”“两面作战”的比较法学术队伍;另一方面,要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科学研究与合作交流平台。

  他认为,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我国在法治建设方面也已经积累相当的经验和教训。不少国家期待从我国的法治实践中汲取经验教训,为它们的法治建设提供有益借鉴。对此,我们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应妄自菲薄,而应该坦然相对,积极援手。

  丁相顺认为深化比较法学研究首先要转化对比较法的认识,多角度认识比较法的研究对象和基本功能。长期以来,中国法学界重视比较法的知识层面、理论框架,而较少关注比较法的“法源”意义,从而漠视比较法的实践拘束力意义。比较法不仅发挥认识世界的理论工具的意义,而且,往往涉及到一国、或者多国的法律体系,在对外往来中,需要受到相关国家或者地区法律的约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比较法还具有很强的实践功能。

  其次,完善法学研究的评估机制,鼓励年轻学者从事比较法研究、特别是外国法研究。由于一国法律往往是通过本国的语言符号表达的,因此,比较法研究的前提是对外国语言的熟练掌握,法律翻译能力是比较法学者必备的基本技能。但在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中,翻译成果往往得不到评价,从而打击了年轻学者从事比较法研究的热情。

  最后,应积极参与国际法学界的学术活动,加强与国际法学界的互动,发挥中国在建构新的国际规则体系中的影响力。尽管中国的法治发展和法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参与国际法学交流和合作的能力还比较弱,在比较重要的国际比较法学会上很难听到中国学者的声音。当今世界是个开放的世界,国内法治、外国法治以及国际法治之间有着紧密地联系,中国的法学者不仅应该了解外国、知晓世界,而且具有沟通世界、向国际社会阐释中国法治、说明中国立场的能力,从而在互动中建构新的国际秩序。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张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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